贵州省发布全面禁止公务活动酒令，从9月1日起，全省所有公务活动，包括私酒，一律不准饮酒。对确需在重大外事活动和招商活动中供应酒的，应按“一购一用，一事一批”的原则，由承办单位报有关部门或单位主管领导批准，并报同级纪委备案。
瞧你说的，公务员在上班时间喝点酒，已经是很困难了。甚至有人说这是史上最严格的禁酒令。说是禁酒严成立；说是禁酒最严，成立就得打个问号。
在中国，最早的禁酒，始于夏代的创始人大禹。中国最早的酿酒家，仪狄和杜康都是禹的后裔。在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“昔者，帝女令仪狄为酒而饮，禹为进之；禹为食而饮，禹为甘之者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，曰：后世必有酒亡国者。”
不满是不可能的。正是大禹这样的先贤圣王，才有这样的清醒和克制：女儿专门让仪狄为他酿造美酒，他一喝，就知道这酒美得令人防不胜防，于是，他立刻给自己戒酒，并疏远了会酿酒的人，同时提醒大家，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。
那是一个预言，还是一个谎言？
好像是要为祖先作人证，夏桀“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，不休日”。可为酒池运船，一鼓而饮者三千人，醉则溺死，末喜之以为乐”。牛饮是什么？用绳索拴着脖子，让大臣栽在酒池里，把酒喝得像老母猪一样，不抬头，这样溺死几个，也不奇怪。无溺死之说，“酒酒者持不醉，酒酒者不醉，相和而歌”。
汤消夏后，先提防也[文]是酒。商汤把毁家之[章]祸归结为“三风十恶[来]论”，说：“卿士有[自]一身，家必丧；邦君[历]有一身，国必亡。”[史]在这里，“恒舞于宫[大]，酣歌于室”，无节[全]制地饮酒作乐，是三[网]风之首，是巫风之首[文]。无论哪种情况，不[章]但卿、卿、卿自己要[来]坚拒之，身边的臣属[自]也要时时向上级领导[历]匡正：“臣下不匡，[史]其罪必诛！”这话一[大]说，部下就阻不住领[全]导，面有难色。
可问题是，下属拦得住吗？末代商君纣又恢复了桀的酒性：“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男女皆裸，相逐其间，以饮长夜。”此外，商纣王自己也创下了七天七夜连饮的吉尼斯记录。
周王朝，一定要总结夏商，尤其是商朝亡国的教训。毫无疑问，酒是罪魁祸首。就这样，史上第一个戒酒令，周公的酒诰，出了笼——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，让他驻守故商地，管理商朝遗民。为顾及商朝故土重燃的酒风，周公特制了酒诰。
酒诰中，周公先提文[网]王，申明文王对酒的[文]态度。周文王常常从[章]早喝到晚，不厌其烦[来]地告诫大家：“无彝[自]酒！何时可以喝点东[历]西？「饮惟祀」，即[史]供奉时才能饮。并且[大]喝酒时还要注意酒德[全]：“酒德不醉！”除[网]不醉，还得境界升华[文]：“惟土物爱”，农[章]夫们粒粒皆苦，你喝[来]的每一口酒，都是粮[自]食酿造，来之不易，[历]应以惜物爱民之心饮[史]之。
周也把神抬了出来。若我们以德治国，神在天上可以闻到馨香的德气；若我们每天饮酒，神在地上只能闻到酒味，“故天降丧于殷”。对此周公规定，文王的规矩还要继续执行，用周公的话来说，就是加大药量，称“刚为酒，”等于现在所谓的“一票否决”或“踩红线”吧。
周公最讨厌的是“群[大]饮”，也不愿散播此[全]言。我已尽了一切努[网]力，把他杀了吧！也[文]就是说，一旦有聚众[章]喝酒的人，一个也不[来]能少，把他们全逮到[自]我这里，让我杀了他[历]们。这规则够吓人的[史]。然而，它的目的是[大]为了周王的子孙和官[全]吏。对大众来说，周[网]公还是比较宽容的。[文]殷商的旧臣和手工业[章]者，都能喝酒，都能[来]喝酒，都能过瘾，都[自]能过瘾，都不迟。农[历]夫尽其所能，尽其所[史]能，孝敬父母，当农[大]事做完后，赶着牛车[全]出去经商，有了一定[网]的收入，还可以带些[文]小酒喝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饮酒亡国即夏商周三代人。随著历史的发展，也吓得后世君臣不得。齐景公喝酒，七夜不止，为阻止他再次喝酒，部下又拿他的性命来怼：如果你还想喝酒，请赐我死。景乃止。前秦王苻生，静静的整月昏醉，朝臣朔望了两天上朝，都没有见到他。北周宣帝宇文赟，每天喝一点革命小酒，“朝也醉，暮也醉，日日常醉”。赵国的创立者“赵襄子饮酒，五夜不废”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真牛哈！一饮而尽，五天五夜也没喝一口，”优莫说：“你还应该努力啊！还有两天就要到纣王那里去了。他喝了七天七夜的酒，只喝了五天五夜的酒，纣王却差一点火候。”
赵襄子还不算太醉，[章]就对优莫说：“既然[来]这样，那我也要灭了[自]你吗？”优莫说：“[历]放心吧，你不会灭了[史]的。”襄子说：“这[大]两天还没灭呢，还等[全]什么呢？”优莫说：[网]“桀纣之亡，是因为[文]遇上了汤武，现在天[章]下的一切都是桀一样[来]的人，而你是纣一样[自]的人。桀与纣同在，[历]谁灭？但是，这已经[史]够危险的了。
优莫这默默无闻，笑死了。实际上，三代以后，喝酒败国的人已经很少了，但是酒可以败政。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葡萄酒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问题，一方面，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来酿造葡萄酒，葡萄酒变得过于奢华；另一方面，不管是在营生上，还是在奢侈品上，葡萄酒都涉及利润和税收的问题。因此，每一代皇帝的禁酒政策，都有因地因人的性质，既有天灾人祸节日的临时性，也有皇帝个人喜好和个人认识的问题，当然，也有根据社会情况，随时调整的性质。
征收酒税
从政策本身来看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：绝对禁酒，局部禁酒，临时禁酒，禁私酒，加税，国家专卖等。绝无仅有的禁酒令，后面几种，却是屡见不鲜。
最早对酒征收的税收是赋税，赋税比成本高十倍。普通老百姓根本喝不起。酒成为奢侈品。
秦皇帝平时严加控制[大]，并禁止农民酿酒，[全]“有不从者有罪”。[网]但这个国家有吉庆喜[文]事，大家都是以“大[章]喜过望”。
汉武帝自己好酒，又在秦始皇的酒池里行船，找了三千人做牛饮，供自己看乐，但他还是下了禁令，不准群饮：“三人以上，无故群饮，罚四两。”另外，他还实行了官办的一切酒生产、流通“贸易酒”，酒类由政府专卖。
曹操也喜欢喝小酒，“为何解忧，只有杜康”就成了他的标配，但正是他向汉献帝“表奏酒禁”。自然，他的本意是节俭用粮，民风淳朴。而为节省粮食，供军需的，蜀主刘备，他规定，凡私酿、私卖、私藏酒器不上交者，一律处死。
在《三国志·简雍传》中，有一个关于刘备禁酒的故事：“时旱时禁，酒人受刑。吏索取酒具，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。雍王和先主(刘备)游观，见一男行道，谓先主曰：“吾人欲行之，何以不缚？”先主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雍和宫说：“他有他的工具，可以与欲酿者同饮。”前主大笑，原欲酿酒。
一、简雍够聪明，居[来]然拿人有男根，和蜀[自]民有酒具作类比。拥[历]有酒具就是酿酒罪，[史]拥有酒具就是行淫罪[大]吗？甚至刘备也觉得[全]这样做有点可笑。
第二，家藏酒具虽然[网]可以不被处死，但是[文]，酿酒、卖酒仍然一[章]律处死。看得出刘备[来]的禁酒令很酷。自然[自]，他的禁酒政策更多[历]是由于他农耕时代的[史]军事手段。
作为开国之君的隋朝杨坚，“罢坊，与民同乐”。唐代，遇上皇帝驾崩，皇后死后一律禁止饮酒，否则酒商、卖酒者、酒客都会被斩首。宋太祖时期，诏令全国乡间，“酒徒少年相聚，邻里共捕”。元王朝时期忽必烈还颁布了禁酒令，并规定有私酒、财子归官府有了，囚犯就必须服兵役。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，颁布了禁酒令，禁止种植糯米，“以塞为源”。
刚刚坐上龙椅，令太原不能再进酒，说：“国家以养民为事，岂以口腹之欲为事！”西域酋长来献酒，又谕曰：“何用此以劳民！”可坐江山久了，又令工部造楼设酒肆，命文武百官宴饮，命“养民”、“劳民”什么的，都不加考虑。
乾隆才是真正想喝酒的人。清代是中国人口大爆炸的时代，因此乾隆担心的是生齿日增，而土地则没有增加。为了这事，他先后八次发谕旨，要求禁酒。其原因在于：第一，烧锅(酿酒)耗粮最多，第二，百姓纵酒贪杯有伤风化，第三，烧锅之禁并非一时权宜之计，而是长久之计，解民忧固邦本，第四，北方诸省烧锅尤盛，当被禁之时，五是严禁不可。乾隆这次禁酒运动规模大，范围广，持续时间长，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禁酒政策从以前的一刀切，变成后来严格的成文法规，被视为中国禁酒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
问问题的声音当然也[大]有。代表性人物是刑[全]部尚书孙家淦。孙氏[网]观点：若不加区分，[文]一律禁酒，事实上是[章]禁不掉的；禁酒宜岁[来]，不宜岁；禁酒宜年[自]，立法必慎；禁酒若[历]过严，有钱人不敢买[史]酒，穷人的粮食不能[大]卖……乾隆多英明哈[全]，最后得出这样的结[网]论：“应令各省，因[文]时制宜，实令奉行，[章]以求实效”。
从文明和人性的角度来看，酒确实是很好的东西。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；“古圣先贤皆孤寂，惟有饮之以酒为乐”，李白的这句话是对的。因此，葡萄酒不能完全杜绝，能做的，就是“度”的问题。于是有人说：“君子能宴，能酒，不能沉，不能浮
时至今日，君子之类[来]，只能提倡了。人们[自]喝酒，只能从酒伤身[历]、或从社会管理和社[史]会治安入手，就是喝[大]多了败德，传说中的[全]你瞅我干什么，我瞅[网]你，然后就会引发斗[文]殴和民事纠纷什么的[章]。
毫无疑问，酒后驾车[来]危害公共安全，我们[自]开始严格执法。即使[历]，民间内部也有劝酒[史]恶习，法律也开始介[大]入，劝酒劝酒的，都[全]得分清是非。但民众[网]最关心的，却是公家[文]饮酒之恶。
因此，贵州的戒酒，[章]虽然很难说是历史上[来]最严的，但，对公务[自]人员越来越严格，怎[历]么着也是政治文明的[史]进步。倒应了清代学[大]者张潮的那个观点：[全]不嗜酒不做官，做官[网]不嗜酒。